北京通航旗下山东通航两架Ka-32参与四川凉山火灾救援

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于实施的理解，更偏重于enforcement。

随着中国陷入内战，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于1948年4月通过修宪，在宪法中附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下称《临时条款》）以扩大总统的紧急权力。在联邦和邦两个层次，印度宪法都设立了英式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

印度宪政史的分水岭，也是一桩被视为具创伤性的事件，出现在1975年。其余章节则是关于为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第四章）、司法（第五章）、财政（第六章）及补则（第七章）。李承晚辞职后，临时政府成立，尚存的国会于1960年6月进行修宪，以议会内阁制取代了总统制。宪法英译本可参见MEＲYLL DEAN，JAPANESE LEGAL SYSTEM：TEXT AND MATEＲIALS，页609－616（Cavendish，1997）。2009年4月，朝鲜宪法再次修订。

为促进这些诉讼，最高法院摒弃了传统的诉讼资格规则，并通过建立和运用以书信起诉等模式，给贫困者、文盲等弱势社群通过法院去维权提供了方便［7］P676。如果把新宪法的序言与《明治宪法》的序言比较，可谓大相径庭。个人主义理论的难题不是个人在仅涉自己的范围内是否能享有绝对自由，而是个人自由在进入社会后如何才能得以有效保障。

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和民主政体的建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影响深远，它为作为政治权力的言论自由从一项议员特权演变为普通公民特权提供了理论基础。离开了言论自由，多元民主就无法运转。徐会平，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2009级博士研究生。但是这里的言论自由，同作为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生命权、财产权并没有差别[39]，无法对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保护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生命权、财产权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17][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一方面感觉到了人民主权对作为政治权力言论自由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执着于煽动性诽谤对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意义，认为其构成言论自由的适度标准。

1964年纽约时报案明确了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力属性。[3]英国首席大法官John Holt 在1704年对煽动性诽谤的意义做了进一步阐释，对政府的批评必须受到惩罚，若没有煽动性诽谤的保护，任何政府都没有办法稳定地存在。虽然废止煽动性诽谤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目的的观点曾经一度成为美国学界有关言论自由研究的通说，[6]但这种观点与历史史实不符。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后言论自由案件的分析都将以其对煽动性诽谤和对政府诽谤的批评的意义而不是以一个人在拥挤的剧场中谎称着火这一毫无说服力的例子为基点。

此时，法律被认为不过是民主获胜者利益和价值的反映[36]，一项法律的合法性基础不再来自于它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而是来自于各个利益集团都有机会能够公平地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如果仅局限于个人权利，即使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认识经历了由个人权益到公共权益的变化，依然无法达到废除煽动性诽谤之目的。[31][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第63页。[25]相对于历史上有害倾向准则，明显而现实危险准则是一个进步，它使批评政府的言论不再必然有罪。

根据多元民主的理念，如果政府官员限制了言论自由，控制了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就会影响利益群体对该公共事务的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机会，使其不能充分而公平地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从而使民主结果因程序上的瑕疵而丧失合法性。[1]See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2]376 U.S.273 (1964).[3]See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p7.[4]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p9.[5]Harry Kalven, Jr., the New York Times Case: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1, 205(1964).[6]查费教授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这种观点。

霍姆斯大法官提出的明显而现实危险准则，本质上正是这样一项衡平准则。作为政治权力的言论自由所保障的乃是自由社会之根本的政治自由，而煽动性诽谤通过禁止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恰恰对此造成了限制。

联邦最高法院以该案存在重大宪法问题为由，主动下发了纠错令并以一致意见推翻了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一事实使得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力属性被业已普遍认可个人权利性质所掩盖，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言论自由仅仅看做是一项个人权利和自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真理仅仅被其他人，如学者、行政人员和立法官员所知道是不够的，投票人必须可以获悉真理。尽管言论自由市场理论对煽动性诽谤提出了挑战，但仍未能将其彻底废止。据此，言论自由与煽动性诽谤的关系也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变成了两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注释】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人权保障（IFYT12088）。

[13]而煽动性诽谤为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施加了限制，所以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相抵触。已经出版的著作如果具有某种有害倾向，而制止这种倾向是维护政府良好秩序这一自由社会的根基所必须，那么在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事后惩罚就是正当的。

一个社会是否将淫秽或者出版物藐视视为犯罪，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性质。[38]司法审查带着对民主结构性缺陷的认识，逻辑起点和指向是保障个人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受民主过程的影响。

See, Leonard W. Levy, The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p xiii-xiv.[7]See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 (London, 1765-69), book 4, 151-152.[8]249 U.S.52 (1919) .[9]249 U.S. 51-52 (1919) .[10]250 U.S.616（1919）.[11]人们只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才有可能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最好结果——真理最好的检验标准是思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承认的能力，真理是保证实现他们愿望的唯一依靠。[21]在美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言论自由被认为是一项仅具有个人利益的自由[22]，所以即使在当时最开明的自由主义者眼中，煽动性诽谤也被认为构成言论自由的适当界限。

政治权力煽动性诽谤是英美普通法上的一项罪名。要贯彻民主制，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一个领土范围广大的国家建立民主制，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都将领土范围狭小作为共和国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在报告中他阐明了煽动性诽谤的法理：对私人的诽谤因其可能引起报复，破坏社会和平，因此，是一种犯罪。煽动性诽谤尽管被认为钳制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中心意义，但其在美国的废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34]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7) (1969), p136, 24-25, 转引自《积极自由》，[美]斯蒂芬?布雷耶著，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页。如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仆人，那么他们当然可以对作为自己代理人的政府及其官员自由地进行评论。

要理解这种论点，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认识言论自由。戈登·伍德在对美国革命战争至联邦宪法起草这段时间进行考察后，认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民主是政府之暴政的最好制约，他们怀抱着公共自由的理念，相信国家内的自由在于自治，自由之民族就是政府所不能压迫的民族，民主原则必须构成后革命时代政府结构的基础。

即使是言论自由被赋予了追求真理、促进社会进步的公共利益之后，也只能挑战而无法废止煽动性诽谤。See Zechariah Chafee, Jr.,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theneum, 1969, pp8-23.此外，霍姆斯和布莱克大法官及诸多宪法学者都持类似观点，且这种观点一直是1960年代之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他一方面强烈谴责《反煽动法》违背人民主权，另一方面又对普通法上的煽动性诽谤持模糊态度。基于此，煽动性诽谤被宣布违宪。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煽动性诽谤被废止的过程同时也是美国言论自由实现重大转向的过程，二者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煽动性诽谤的核心和实质是禁止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批评，因此该罪名被认为牢牢钳制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言论自由的中心意义[2]。根据普通法的理论，煽动性诽谤所要保障的不仅仅是官员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自由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

但明显而现存危险准则的衡平本质决定了其虽使煽动性诽谤合法地位产生了动摇，但却不可能完全废止之。与共和民主相对应，司法审查的基本功能在于确保由多数人统治的政府追求公共利益而非其多数人利益。

这种转向使得共和理念下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即可限制个人自由的观念失去了当然的合理性，在多元民主的理念下只有政府利益足够重大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才具有正当性。当言论自由具有了发现真理的公共意涵后，通过煽动性诽谤对言论进行事后惩罚在理论上就不再当然合理。